审查强度之所以存在，根本上在于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权限分工。
法律自行创造法的（旧）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证的——被转移到宪法中，并在适用上受宪法拘束。Vgl.Dietrich Jesch（Fn4），S.188 ff.Hans Heinrich Rupp （Fn.71），S.130.[73]Ernst-Wolfgang Bockenf?rde （Fn.27），S.324.[74]Vgl.Fritz Ossenbuhl，Vorrang und Vorbchalt des Gesetzes，in：Josef Isensee（Hrsg.），Staat srechts der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and 3，1988，Rn.35-39.[75]Oliver Lepsius，Dietrich Jesch：Gesetz und Verwaltung，1961，JZ 59（2004），S.350.[76]Fritz Ossenbuhl（Fn.74），Rm.42.[77]BVerfG，NJW 1979，359（359）.[78]Vgl.Oliver Lepsius，Dietrich Jesch：Gesetz und Verwaltung，1961，JZ 59（2004），S.351.[79]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结构的变迁》，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35页。
[55]相较于当时其他试图通过对于侵害或者自由与财产进行扩张解释以容认给付保留的主张，全面保留说的立场直接诉诸宪法，最为彻底。 摘要: 相较立宪君主制时期的宪法，德国基本法确立了人民主权原理，重构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78]（二）全面保留理论的局限全面保留的观点将行政完全视为法律的执行机关，这对于议会的组织能力与办事效率提出极高的要求，故其贯彻存在现实的困难，以至于这一立场将民主主义的要求推到极致在各国均无实现的可能。这些类型的法规命令只受法律优位原则拘束，不受法律保留原则拘束。第三类则是广义上的给付，比如负担性行政行为的撤销以及禁止规定的废除，这类情形主要是法律优位的问题，法律保留的问题并不突出。
[41]据此逻辑，立法与行政之间的界限就在于是针对一般—抽象的事务还是具体—个别的事务，此时的法律保留就是抽象规则制定权的保留。[42]在立宪君主制时期，实质法律概念的范畴划定了法律保留的范畴，但在基本法下沿用实质法律概念来理解法律保留的法律显然不妥。法律规范的立法／修法理由或材料中也可能包含效率考虑，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38条法定地上权得让与或设定抵押权的修法理由中提到发挥其经济作用。
一方面，如果法律规范文义本身或者立法／修法理由包含明显的经济意蕴，此时将经济分析纳入法教义学考量就仅仅是法律本身或立法意图的要求。可以说，法社会学是行为中心主义的。（1）经验基础的评价性补充。法教义学与法政策学构成了法律制度化的两个不可分离的要素：法政策学在法律框架秩序内因应事实条件和情势需求提供着一开始时暂时性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之后就要进行法教义学上的稳固化，从暂时性的具体解决办法过渡到某个闭合圆融的概念或原理。
前一层含义可称为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教义学方法），后一层含义可称为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教义学知识）。方格1和4、2以及3可以衔接么？换言之，教义学知识与社会科学方法、社会科学知识与教义学方法有无兼容的可能？答案是，两者无法发生直接关联。
二是辅助客观目的的探究。因而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社会科学的某些重要场合（如案件事实认定、证据判断），并不为法教义学的视角所关注。与将效率作为法律解释或法律续造所要实现的规范目的也即一阶效率不同，将效率作为解决各相竞合之规范目的冲突标准涉及的是二阶效率。如果经济学的效率（如分配效率）属于规范的目的本身，那么它就要被用作解释的指导方针。
此时，法律适用主要涉及的就不是经济分析的正当性，而是合法性了。另一方面，对社会目的和效果的追寻也不能违反体系性要求，即不仅不能与体系中的其他法律规范发生逻辑冲突，也要尽可能地与整个法律体系的内在价值相融贯。其三，它虽与司法裁判的视角相关，但与后者并不完全等同：前者建基于同类案型之上一般性教义学命题的形成过程，后者则以个案解决或诉讼过程为出发点。运用法律适用方法填补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落差形成的具体命题或主张，就是法教义。
当然，这不是说法社会学不涉及意义，因为人的行为是在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中展开的行为。只要价值判断不可避免，法政策学就是法教义学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补充性和辅助性学科。
一方面，法教义学必须对特殊利益导向的法政策进行批判性审视。与此不同，法教义学固然也会涉及法律相关活动者的行为和关系，但其关注点不在于行为和关系本身，而在于其法律上的意义。
法教义学的要旨在于对价值判断作类型化和固定化处理，从而为后续的评价行为提供较为稳定的标准，限缩适用者的自由裁量权。有时，这种体验与察知可能直接来自法官个人，因为他本身也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份子。他们对私法制度的经济功能进行研究，并从目的合理性的立场出发对其实效进行评判。在此，各种理论和方法及其追求的价值标准在这个场域内不断试错、彼此交锋和竞争，推动法教义的发展。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指的是由各个领域的法教义或者说法律学说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法经济学者认为，经济分析还有助于解决不同解释方法之冲突与优先性等元方法论问题。
最后，就漏洞填补而言，也不得以一种违背立法目的的方式去完成。在此，制定法只呈现为一种框架秩序，法政策学从先前已发生的法律发展出发，并进入后续的法律发展过程之中。
虽然了解和重视其他与法律有关的学科对法学家的工作方式和结果是重要的，但研究主体内部发生的多个认识领域知识的结合却不应导致这些认识领域本身的合并。法教义学应该为社会科学的知识所充实，而不应为它们所取代。
但方法的运用有特定要求和体系，法官也必须受到立法者评价性规定的约束。总之，在法教义学的框架内，诸种社会科学各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
法教义学之内的社会科学最明确的体现，在于吸纳社会科学的知识、命题、原理来构筑法教义学知识、命题、原理。之所以教义学要作出上述内在价值和立法目的方面的限制，是因为法律不仅是语词和文义的体系，也是意义和价值的体系。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萧条时期，德国法官就多次运用《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来证立制定法未曾规定的新义务，限缩甚至否认制定法已规定的权利。因为法学连同它所描述的规范，必定呈现出一幅规范应为之生效的社会图景。
这使得它既能为规范性和评价性导向的法教义学提供经验基础和互补功能，也使得它在法教义学之内发挥着有限作用。所以，容纳了法政策学的教义学理论应当尽可能少地与通行范式相冲突，它越是可能与解释规准和基础性范式相吻合，说服力就越大。
一般条款不是惯常意义上的规则，也即是通过如果—那么的关系将轮廓清晰的事实描述与法律后果联结起来的规范。法官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前理解，会认为《刑法》第234条第2款所表述的意义可能是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范，因而以致人重伤的，应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大前提，而以张三砍断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中指作为小前提。
这些，都使得刑法既能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又能更好地发挥人权保障的效果。因为在政治科学的支持者看来，对现实的研究只有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时才有资格称为科学。
因此，描述性法政策学的纯外在观察立场与持参与者立场的法教义学格格不入。这就使得以部门法学的严格分立为基础的传统法教义学难以为继，而越来越需要一种开放、包容、问题导向的新的法教义学。例如，在规范责任论中，只要缺乏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和期待不可能这两个排除责任事由，行为人就应当承担责任。法教义学必须使得法律意义显现出必要的灵活性，这是法理念为回答总是源自不断变迁之社会事实的法律问题时所要求的。
因此，经济学知识要得到实证法材料及从中产生的适用问题的指引，并以已由法教义学发展出的空间为限。法教义学要将法政策上已经获得的目标观念转化为可适用的规范。
法律体系之内在原则，亦可借由效率原则来说明其合理性，例如私法自治原则可以在经济学的视野中获得说明和辩护：理性自利的行为人，在利伯维尔场中透过自愿交易，自主决定彼此间的私法关系，能使劳力与资本等资源分配效率最大化。法社会学与法教义学都指涉法律规范下的行为，但前者的重心在于行为，后者的重心在于法律规范。
社会图景的变迁，会或快或慢间接导致法教义的更新。而社会科学从关于法律事业的外在态度出发，要么秉持外在观察者的立场，即只是站在法秩序框架外部作以描述和分析，并不提供规范性标准，要么秉持外在参与者的立场，试图从外部为法秩序提供一套规范性标准，影响法律本身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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